仅以其所输赌资或所营赌资为抢劫对象的行为，应当发生在赌博现场。如果时间上、空间上具有一定的接续性、邻接性，如行为人仅离开半小时就返回赌博场所，或者仅离开赌博房间不远，实施抢回所输赌资或者所赢赌债的行为，也应认定为在赌博现场实施的行为。在赌博完毕离开后返回赌博现场抢走赌资的行为构成抢劫罪。二是数额条件，不能强求行为人在慌乱之中抢回的数额刚好与自己所输赌资或者所赢赌债的数额相等，在所抢数额明显超出自己所输赌资或者所赢赌债数额时，不以抢劫罪论处。

对赌博完毕后返回赌博现场抢走赌资行为的定性，在适用《意见》第七条的规定时，应当重点审查以下两个方面的要素：
　　一是时空条件。《意见》第七条规定的仅以其所输赌资或者所赢赌债作为抢劫对象的行为，应当发生在赌博现场。《意见》之所以规定抢劫所输赌资或者所赢赌债行为不构成抢劫罪，是基于抢回所输赌资或者所赢赌债行为的主观故意内容不符合抢劫罪的主观特征。抢回所输赌资或者所赢赌债的行为人对所输赌资或者所赢赌债的权属性质存在模糊认识，而实施抢劫的行为人对于他人财物的权属性质认识很明确。如果在其他场所（即非赌博现场），行为人单独或者纠集他人实施抢回所输赌资或者所赢赌债行为的，其主观故意与一般的抢劫罪主观故意无异，应当构成抢劫罪。值得注意的是，对赌博现场的理解，与犯罪现场一样，要适度作扩大解释，不能严格从文义角度作限制理解。那种认为只要赌博完毕，离开了或者离开过赌博场所就不认定为“赌博现场”的观点，值得商榷。我们认为，如果时间上、空间上具有一定的接续性、邻接性，如行为人仅离开半小时就返回赌博场所，或者仅离开赌博房间不远，在宾馆同层走廊或者大堂处，实施抢回所输赌资或者所赢赌债的行为，也应认定为在赌博现场实施的行为。基于这一思路，我们认为，本案被告人张超虽然是在赌博完毕离开后返回原赌博房间实施抢劫，但仍应当认定其行为发生在赌博现场。
　　二是数额条件。即抢取财物没有明显超出自己所输赌资或者所赢赌债的范围。在司法实践中，不能强求行为人在慌乱之中抢回的数额刚好与自己所输赌资或者所赢赌债的数额相等。然而，也不能将所抢数额与所输赌资或者所赢赌债数额的差距无限放大，即在所抢数额明显超出自己所输赌资或者所赢赌债数额时，也不以抢劫罪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