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考察“碰瓷”发生时的各种具体情况，准确判断行为是否危害公共安全
　　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属于空白罪状，如何界定“其他危险方法”的范围一直是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现实中，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越来越多，但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只列举了放火、爆炸、决水、投放危险物质四种典型行为，鉴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一种较为严重的犯罪，在具体案件中认定行为是否适用“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兜底规定时应当从严把握，以防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滥用。从立法原意和经验法则把握，作为同一条文中的犯罪行为，“其他危险方法”应当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行为在客观危害程度方面具有相当性，具体应从手段的相当性与危险结果的相当性两个方面进行把握。
　　所谓手段的相当性，是指作案手段在性质上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具有可比性。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属于攻击性很强、危害性很大的行为，严重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一旦实施，即具有广泛的杀伤力和破坏性。如果一种行为虽然造成严重后果，但是客观上根本不具有严重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的可能，就不具有与防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的可比性，不能认定为“其他危险方法”。例如，偷盗路面井盖虽然可能会威胁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但一般情况下，危害后果的范围、程度有限，而且一旦发生一次损害，易于为其他人发现与防范，偷盗井盖带来的危险不具有扩散性和广泛的杀伤力、破坏性，与放火、投毒、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能够造成不特定多数人重大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本质特征存在明显差别。即使在个别情况下，偷盗井盖行为确实造成人员伤亡，也可考虑以破坏交通设施罪或（间接）故意伤害罪处理，而不应首先考虑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所谓危险结果的相当性，是指行为的实施足以使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和财产遭受重大损害，即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意外因素的阻止或极其偶然因素的干扰，就会导致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和财产损失。例如，行为人向人群中投掷一颗炸弹，该炸弹投出后意外落入下水道中（路面井盖被盗走），结果仅导致两人轻微伤。在该案中，投掷炸弹具有导致意外因素的阻止或极其偶然因素的干扰的高度危险，未造成实际严重损害结果系受到极其偶然因素的干扰，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即使没有意外因素的阻止或极其偶然因素的干扰，行为一般也不会导致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和财产损失，则行为就不构成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的“其他危险方法”。
　　对于碰瓷者而言，驾车冲撞他人车辆也是一种危险行为，行为人通常在选取作案路段、行驶速度、碰瓷方式等方面都会有一定节制。实践中，大量碰瓷者是利用道路混乱、机动车起步阶段以及违规变道行驶等条件，在车流量小、行人稀少或道路进出口等路段，行车速度慢，驾车与被害车辆发生碰撞，继而要求对方赔偿。与放火、爆炸等危险方法相比，上述“碰瓷”行为所造成的危险不具有扩散性和广泛的杀伤力、破坏性，不足以严重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实际造成车毁人亡的严重损害后果的也不多见。对这类行为一般不能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当然，由于实践中驾驶机动车“碰瓷”的情形较为复杂，除了一般情况外，还必须充分考虑个案的特殊性，准确认定行为的性质。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干扰，行为人选择的作案时间、地点、方式必然给公共安全带来严重危险的，则应当认定为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例如，行为人在高速路、城市主干道等人流、车流集中、车速快的路段驾车故意冲撞被害车辆，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就有可能使受到撞击的车辆失去控制，进而造成与其他机动车碰撞、追尾等重大交通事故的发生，这样的“碰瓷”就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关于是否足以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问题，属于对危险发生的一种可能性判断，应当以认识和判断力处于正常、平均水平的人来判断。在时间、路段、路况、车速、“碰瓷”方式等诸多因素中，具备哪几项或者达到什么程度，可以认定“碰瓷”具有足以造成严重后果的高度危险，往往是见仁见智。例如，在高速公路上“碰瓷”，一般来说对公共安全有较高危险，但如果当时是夜间，通行车辆较少，碰撞发生后，行为人或被害人及时设置路障标识，或采取防范措施，那么，其“碰瓷”行为就不足以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因此，是否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必须综合考虑碰瓷发生时的各种情形谨慎判断。
　　本案中，被告人刘飞等人选择的“碰瓷”方式是驾驶小汽车撞击正在倒车的货车尾部。经查，货车倒车速度及刘飞驾车故意追尾的车速均不高，刘飞所驾小汽车保险杠和前车灯损坏，被撞货车也只是轻度受损，加上案发时系深夜，途经车辆不多，因此刘飞驾车“碰瓷”的行为尚不足以使被撞车辆失去控制、倾覆，或者造成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重大事故，不应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其他危险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