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罗某涉嫌放火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对于罗某能否认定为自首，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罗某因形迹可疑被公安机关盘问，虽然其主动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但同时公安机关从其身上发现了放火所用的打火机，属于与“犯罪有关的物品”，根据《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罗某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形迹可疑”型自首。

第二种意见认为，罗某在被公安机关盘问时，主动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尽管从罗某身上发现了“犯罪有关的物品”即打火机，但这个打火机并表现不出任何犯罪可疑物特征，其之所以被确定为作案工具，仍然是基于罗某的主动交代。故罗某的行为符合“形迹可疑”型自首的规定。

本案裁判重点主要在于对“形迹可疑”型自首的理解，尤其是携带物品如何认定的问题。根据《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之规定“罪行未被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了犯罪事实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但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在其身上、随身携带的物品、驾乘的交通工具等处发现与犯罪有关的物品的，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结合本案，合议庭分别从立法本意、构成要素、物品特征的方面作了综合分析。

首先，从自首制度的立法本意来看。设立自首制度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励犯罪人主动归案，认真悔过，争取宽大处理；另一方面是节约司法资源，若犯罪人能够积极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则可以减少公安机关证据收集的时间和精力，提高办案的效能，节约司法资源。本案中，罗某仅因形迹可疑被盘问，即交代了犯罪事实，而此时公安机关并未掌握其涉嫌放火的任何证据，即便从其身上找到了与作案有关的“打火机”，但若罗某不主动交代，公安机关仍无法迅速侦破。故罗某的交代不仅表现了其认罪悔过的态度，而且使该案得以迅速侦破，这完全符合自首制度立法本意。

其次，从“形迹可疑”型自首的构成要素来看。“形迹可疑”型自首主要包括三方面要素：（1）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2）仅因行为人形迹可疑而使司法人员产生怀疑，并无其他客观证据证实行为人的罪行；（3）行为人出于主观意愿自动交代罪行。本案中，罗某的行为完全符合认定“形迹可疑”型自首的构成要素。

最后，从与“犯罪有关的物品”的特征来看。“犯罪有关的物品”应该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如果司法机关仅凭发现的物品便足以认定行为人有重大作案嫌疑的，则行为人的如实交代只是对罪行的坦白。比如司法机关从行为人身上发现带有血迹的菜刀、无法说出号码的手机以及违禁物品等，行为人被盘问交代的则不属于形迹可疑，而是有犯罪嫌疑，不应认定为“形迹可疑”型自首。如果从行为人处查获无信息可查的物品，如手套、打火机、口罩等，仅凭这类物品与具体案件难以建立直接、明确、紧密联系，司法机关对行为人盘问对破案具有实质意义，此时，行为人交代则应属“形迹可疑”型自首。本案中，虽然从罗某随身携带的物品里搜到了打火机，但因打火机属于非排他性物品，在没有罗某主动交代的情况下，仅凭一只打火机难以与放火案建立直接、明确、紧密联系，该案的侦破还是由于罗某的如实供述，故罗某的行为仍符合“形迹可疑”型自首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