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办理组织卖淫案时‍‍，由于卖淫行为发生的场所隐蔽，性行为时间较短，所以卖淫发生次数的证据往往很难取得。而卖淫人员数量的取证，相对比较容易。‍‍

从取证便利的角度出发，2017版《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认定组织卖淫罪情节严重时，不再计算卖淫次数，而是改为计算卖淫人员数量。

那么，如何证明一个人是卖淫人员呢？一个人自愿卖淫并实际卖淫，她（他）当然是卖淫人员。

但是如果一个人仅有卖淫意愿，但尚未卖淫即被查获，她（他）是卖淫人员吗？

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卖淫意愿？

有无卖淫意愿，是认定卖淫人员的唯一标准吗？

被迫卖淫的妇女、幼女、精神病患者，显然不具有卖淫意愿，但为什么她（他）也被认定为卖淫人员？

《刑法》第358条【组织卖淫罪】组织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以招募、雇佣、纠集等手段，管理或者控制他人卖淫，卖淫人员在三人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358条规定的“组织他人卖淫”。

刑法及司法解释均强调，组织卖淫罪是“组织他人+他人卖淫”，其逻辑结构是：组织者组织他人——他人从事卖淫活动——他人被认定为卖淫人员——他人（卖淫人员）达到一定数量——组织者构成组织卖淫罪。这种逻辑结构，不强调他人的职业身份，而是强调他人是否实际卖淫。如果他人实际卖淫了，他人才是卖淫人员。

但是司法实践中，一些司法人员将上述逻辑结构简化为：“组织卖淫人员”。即“他人”是卖淫人员——无需考察他人是否实际卖淫——因为卖淫人员达到一定数量——组织者构成组织卖淫罪。这种逻辑结构，强调他人有卖淫意愿即属于卖淫人员，而不强调他人是否实际卖淫。

这种认定逻辑，核心是他人的身份是卖淫人员，通过其本人自认、他人指认、上钟单等方式认定，取证相对容易，而无需其他证据证明他人是否实施卖淫的行为，这样就大大降低了控方的证明责任。

比较极端的做法是，不区分技师的服务项目，直接将在卖淫场所工作的技师，全部认定为卖淫人员，既然她们都是卖淫人员，人数达标，即可入罪。卖淫人员达到10人以上，即属于情节严重，量刑即在10年以上。

观点1:仅需要证明他人有卖淫意愿，即可认定为卖淫人员。即使他人未在岗、未实际卖淫，也可以计入卖淫人员数量。

案例：（2019）川01刑终947号

关于卖淫人数的认定。公安机关在“誉峰遇见”公寓B座1901号陌上小居精品酒店内共挡获杨某2、蒋某2等十二名卖淫女，该十二名卖淫女主观上均有卖淫的目的，且对卖淫的价格、提成、卖淫的具体项目等明确知晓，案发时虽有三人尚未实际发生卖淫嫖娼关系，但并不影响对本案卖淫人数的认定。

观点2:不仅需要证明他人有卖淫意愿，还需要证明他人实际参与刑法意义上的卖淫活动，才足以认定他人为卖淫人员。

案例：（2021）粤20刑终452号

关于卖淫人数的认定。经查，在香华足浴缴获的客人登记表及电脑主机提取的提成记录表反映，客人登记表中记载提供卖淫套餐的技师有11人，但其中98号、66号技师仅有一次提供卖淫套餐记录，且在提成登记表中未有相应记录，而其余9名技师均有多次卖淫套餐记录，亦能与提成登记表中的提成记录相对应，技师是否自认提供卖淫服务并不能推翻上述书证证明的情况，故根据现有证据应认定香华足浴提供卖淫服务的技师有9名。

案例：（2018）苏0505刑初476号

在本案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高银明、王雪组织他人卖淫情节严重。而本案的证人王某称，其是2018年1月10日（案发当日）刚到苏州高某区百益德酒店即被查获。证人唐某称，其是应董某邀请过来玩的，曾经卖淫，因为害怕就再也不做了。证人郭某某称，其是2018年元旦后开始做卖淫，一开始去无锡找他们去看一下，后来因生理问题回去一阶段，然后来苏州百益德酒店了。证人鲁某某称，其2018年1月9日应朋友唐某邀请过来作伴的，2015年之前其在上海卖淫，因为身体不舒服在两年前就没有做了。法院认为上述4名证人证言，或是直接否认参与本次卖淫活动，或是仅表示有卖淫意愿，但均不能证实参与本次卖淫活动的被组织性，即接受被告人高银明、王雪的管理或控制。因此，尽管有被告人或证人指认上述4名证人系卖淫女，但认定被告人高银明、王雪组织卖淫情节严重，证据不够充分。

对此，你持哪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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